1455年6月28日。
距离威斯特法伦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天。
四十天的短暂时光，就足以愈合战争的伤痕。须知人总是折衷的，若令人不明不白饿肚子，人是八成要反抗，但若经残酷的战乱洗礼一遭，人们就宁可饿着肚子珍惜和平。
多特蒙德自由市以东13英里，卡门堡（KamenBurg），新生的威斯特法伦伯国之治所暂时坐落于此。
四十天，坞堡北面焚烧尸体的黑烟从未消散。万幸的是，这都要多亏【暂行总督府】发布了严厉的卫生措施。
为避免激起世代生活在本地的贵族群体的不满，罗贝尔没有直接以“行宫伯爵”的名义统摄大权，而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设立了管辖“失去秩序的无主之地”的威斯特法伦暂行总督府。
他对外一方面以“行宫伯爵”的名义安抚周边，表明他已经结束了对违反和平宪法的领主的制裁，与其他邻国领主无关。另一方面，模仿低地贵族的做派，对外自称“持地之人（StadHouder）”，宣布暂时担任威斯特法伦领的省督执政。
这是卡特·冯·扬和格纳德·霍金斯联合上书的建议，他们身为本地人熟知周边领主的做派。在府库空虚，兵疲将竭的当下，适当做低姿态大大有助于罗贝尔以最快速度站稳脚跟。按他们的意思，只要伯国不再妄动刀兵，和周边领主繁衍联姻数代之后，便能完全融入本地的贵族圈子。
当年的马克伯爵就是凭同样的手段一步步联合扩张领地，逐渐兼并了克莱沃与维瑟尔，最终成为公认的克莱沃公爵。沿着既有的成功路线，他们对威斯特法伦的延续保持了相当乐观的态度。
罗贝尔同意了他们的前半段意见，而对后半段不置可否。
总而言之，当下的燃眉之急是结束战争带来的乱象，重建秩序。总督府人手紧缺，自然没有能力制定律法，除卡门堡周边居民外，大部分地区仍旧遵循往日的萨克森习惯法。盖里乌斯倒是野心勃勃，要推行自己那套老掉牙的罗马法，但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下面的小领主对其他法规似乎并不感冒。
仓禀中的谷物种子被分给失去家园的难民，允许他们在卡门堡周边随意开垦耕地。1英亩的土地约可以养活一家六到八口人，加上渔猎的收获，卡门堡的无主土地养活这数千难民绰绰有余。
在这大战方歇的时节，没人愿意再流更多的血。在“凑合过”的主流思想指导下，旧科隆领与旧克莱沃领慢慢恢复着生气。
克莱沃的小伯爵费雷克·冯·德·马克，如今在一座防备森严的要塞中享受着他不算安稳的童年。他的母亲，来自海尔德兰的伊莱莎夫人，解散了残余的克莱沃军队，转而成立了一支规模五十人的保安团，平日里仅负责肃清难民组成的强盗营地和日常巡逻，并且保持着每半个月向卡门堡的总督府提交一次简报的好习惯。
而相较于完全进入了封臣角色的伊莱莎母子，最近，科隆教会的鲁普莱希特大主教则活跃于各个地方。
和平协议谈判时，不知他用了什么迷魂药。虽然科隆教区失去了包括威斯特法伦省和多尔马根郡在内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领地。但罗贝尔出乎意料地答应了他堪称过分的几个请求——允许科隆教会重返科隆、科隆总教会保留了独立的内部选拔权。
教会的权力迭代主要依赖于内部选举，贵族出身的教士们彼此同气连枝，占有巨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平民教士毫无机会。曾几何时，在萨尔茨堡的贝希特斯加登教区，罗贝尔就以剥夺其选拔权的方式逐步傀儡了这个矿山上的小教会，他自然深谙选举对一个教会的重要性。
科隆教会不仅保留了独立的选拔权，还保留了对原领地上所有修道院的管辖权和部分地区的征税权。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了最重要的教会财产，位于威斯特法伦东北的帕德博恩修道院。
“帕德博恩”之名源于当地的帕德河，是帝国境内最短的河流，其源头为帕德博恩城区中央的数百个泉眼，河水自泉眼中流出，顺着贯穿城区的水道汇入河流主干，全长仅2.5英里。
帕德博恩不仅是一所修道院，还是实际上半独立于科隆教会的采邑教区，类似贝希特斯加登之于萨尔茨堡教会。每年，科隆教会都能通过帕德博恩修道院收敛巨量的民间财富。
谁也不知道鲁普莱希特是如何说服强势的威斯特法伦宫伯将已经吃进嘴巴的肥肉吐了出来。
虽然科隆教会被允许迁移，但教士们并不全都愿意离开经营多年的波恩。
包括鲁普莱希特在内，他们这一代教士，出家以来一直住在波恩，对科隆的故土情结不能说是桑梓情深，也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到最后，只有几十个无权无势且受排挤的年轻修道士被派回波恩，名义上被派来故土重建总教会，实际与流放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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