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改革，也使得赵国的畜牧业变得更加强大！在有了强大的畜牧业以后，赵国就能够拥有更多的马匹，与此同时，赵国能够训练的骑兵也就更多了！
这种从经济根源上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从理论上来说，是绝对要比单纯的军事改革要更强大的！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有双面性的。现在赵雍所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不仅改变了赵人穿着的服装，还触犯了赵国主政贵族们的利益，受到的阻力就非常大了！
赵雍清楚的记得，当他推行胡服骑射以后，他的叔叔赵成首先就表示反对！
公子成作为赵国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对于胡服骑射的反对，乃是最大的！赵雍见到此景，就自己主动穿上胡服上朝，同时送一套胡服给赵成，命令他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先是用装病的办法躲避穿胡服，随后见到躲不过去了，就直接对赵雍陈说道：“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这一套学说，其实就是典型的中国中心主义了。在这套学说里，“中国”，也就是中原地区，才是文明的中心，这里的人们聪慧，这里的财富丰富，这里有着诗书礼乐等种种经典！而中国四周，全部都是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通礼义，不知廉耻的蛮夷！自古只有蛮夷向中国学习，从未有中国向四周蛮夷学习的！
这样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在它的勃发期，都是必然以自己为中心的！从华夏有文明开始，这一套世界观就持续的统治着整个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这样的一套学说，固然可以培养出一个自信而伟大的文明，然而它却是有着极其严重的缺陷的：它会让人陷入极为自满的境地，完全否认其他文明的优势！
因为这种自满，华夏文明学习其他文明的欲望就非常低了。也正是这种自满，方才导致华夏文明后来在整个世界的落后！在清朝末年，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以后，受到冲击最大的其实并不是领土，也不是被掠夺的财富，而是这样一种世界观被完全摧毁了！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再也不认为华夏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人们开始“崇洋媚外”，开始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开始认为外国的空气比中国的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好在如今的华夏文明，正处于它走上巅峰的成长期，其中固然有着自大自满的人，但是同时也从不缺少真正目光开阔的改革者！赵侯雍是真正吃透了华夏文明精髓的人，他对自己的文明有着自信！这种自信，并不是如赵成那种毫无理由的自大者，这种自信可以让赵雍心安理得的去学习其他文明的优势！
因此赵雍对赵成反驳道：“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鯷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
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非社稷之神灵，即鄗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对于赵雍来说，赵成的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自信，就是一种闭塞、自满的拙劣表现！他通过吴国和越国的实例告诉赵成，礼制、发型乃至服饰都是圣贤根据当地的习俗然后才制定相应的措施！一个真正有为的君主，真正要做的，是富国强兵，是做有利于平民百姓的事，而并不是在那里盲目的闭塞自守！
随后，他又通过赵国所面对的形势，以及赵国历代先祖所采取的政策来对赵成进行反驳！一个真正有作为的赵国，绝不应该是仅仅局限在一隅之地，骄傲而自满。而是应该像赵氏的先祖赵简子那样，有着开拓的眼光，将目光放在晋阳和上党以外的地方；应当像参与三家分晋的赵襄子那样，并戎灭代，开疆拓土，讨伐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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