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水旱蝗灾这三大件，是不以人类活动形势为转移的。所以原本汉末三四年一大灾，现在能压低到五六年一个大灾就不错了。
这一点其实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讨论天文历法部分，也有过朴素总结了，算是对天时的一个周期归纳。在农业时代，也是存在天灾导致的“经济周期”的，只是古人总结不出原理，只能是凭经验估个数。
正月的最初半个月，刘备就跟群臣讨论好了这些还债休息的规划，随后他想起一个事儿，问手下重臣、是不是能趁着正月里，讨论一下今年是不是该换个年号，别用章武十八年了。
刘备内心的想法，显然是“之前你们说灭了袁曹之后不立刻换年号，是为了彰显大汉从未断绝，中间只能算是来了场持续二十年的‘张董袁曹之乱’，不希望以曹操的覆灭为改年号的契机”。
那现在比曹操死的时候、又拖了整整十年了。十年里励精图治，搞了那么多整合全国的建设，把公孙度、高干这些袁曹余孽也彻底灭了。
还平了公孙度背后的三韩、扶桑，灭了高干背后的鲜卑、乌桓。这个武功也算是把高祖、武帝、光武时的巅峰都做到了，这总该改革年号、表示一下朝廷从此转入垂拱而治的文治、富民阶段吧？
对于刘备的这个心思，猜得最透的当然是法正，其次是鲁肃。所以法正第一个跳出来，鼓吹确实该改年号了。
上元节朝贺之日，法正如是奏议：“陛下文治武功，俱超古人。章武之号，是为了向天下彰显陛下武功，却难免让后人忽视文治。
如今鲜卑可汗授首，改一个也恰是时机，好让臣民领略将来新政气象，提振人心士气。”
刘备对法正的拍马屁很是受用，再问丞相李素。
李素想了想，反对道：“陛下，改元以明德，此法起于武帝，至今三百余年，以至天下已经习惯，也不曾深想其中内涵。光武中兴时，也就沿用了。
但究其本源，武帝行‘一世多元’的年号之法，乃是因为尊崇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觉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人君便该改个年号，以顺应天命。如今我朝已经罢黜董仲舒邪说，所以这个旧制，实在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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