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的科举很快考完了，不过等阅卷和公布成绩，还要足足小半个月的时间。
尤其今年的考试，有道附加题是文部的官员都拿不准评判标准的，需要等丞相的新学说系统公布之后，他们才拿得准官方意识形态的准绳，那阅卷就更慢了。
等于是考生和考官要一起学新东西。
而历来每一年的“高考作文题”，都是最容易引起士林热议的话题。
加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还跟官方新学说同步出现，那同频共振的讨论热烈度，就更是甚嚣尘上。
结束了考试的众考生中，有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凭本心答卷，答完后也不后悔，如司马芝。
有些人挖空心思想揣摩上意，最后发现公布官方意识形态后揣摩错了，还字里行间留下了很多牵强附会的破绽，不由捶胸顿足。
当然也不乏少数直接放弃治疗，字里行间那些怨念之心溢于言表。其中个别年轻气盛的，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卷子里能被人看出“怀念袁绍统治模式”的破绽，这就等于他们的仕途已经终结了。
将来再想为将带兵，基本上就只能去当汉奸了。
毕竟刘备即将统一天下，虽然还要开“知兵”科的考试，取武举生，但将来的考试规模录取比例肯定不如战乱年代那么多。
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年代里，将才依然需要，但确保将才的忠诚度和人格可靠性更重要。
李素也不会因为历史上南北朝和宋朝那种“提防武臣、武备荒废”的朝代对外战斗力过于孱弱，就全盘否定宋朝的士大夫治天下路线。
只能说是不用像宋那么提防武臣，没必要打压武臣。但在将才候选面足够大的前提下，要求德才兼顾本身没什么错。
九月底的最后几天，乃至十月初的那几天，越来越多的朝臣从长安分批迁来雒阳，即使他们的职责和科举工作没关系，也都尽量抽时间学习李丞相刚刚公布的新学说。
雒阳各家经营印书业务的豪商，也都加班加点雕版印刷，一时雒阳纸贵，短时间内就把署名李素、实则蔡琰编写的《儒法论衡》卖出去足足几十万卷。
光雒阳城就卖出去超过十万卷，剩下七八成都是贩运到外地卖的。
今科的经义考题加丞相着作加官方意识形态三重加持之下，不赶紧学习简直都自惭形秽容易觉得自己不配当官。
刘巴、法正这些功利主义的九部级高官，当然也在学习新思想的行列，他们也是刚到雒阳不久，就专注拜读起来。
随后法正就有些惭愧，那种感觉，就像是历史上刘备刚入成都成功时，法正一开始肆意妄为、随后被诸葛亮一对比，就惭愧起来了。
这一次，他也是为自己阴暗的世界观而惭愧，只不过折服他的不是行动，只是哲学理论。
而且更夸张的是，不但法正觉得折服，连诸葛亮都有点折服，毕竟历史上诸葛亮原本也该是“依法治国”的代表，可见诸葛亮对于人性也是没什么信心的。
这次跟着李师多学了一些，才补上了诸葛亮唯一的短板，让他认识世界更多了一个角度。
当然了，这并不影响诸葛亮的做事风格，毕竟他原本的执政效率就很高也很公允了，李师的新学说，只是让诸葛亮觉得精神上更受鼓舞做事更有底气了。
一个学说，把法正和诸葛亮同时折服得心服口服，可见其确实是到了颠扑不破的程度，真理越辩越明，根本不怕反复论证。
……
等待科举阅卷和普及新学说的日子里，李素也没闲着。
他趁着这段闲暇，把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今年他手头的最后一项重要民政工作中去，也就是战争国债的发售。
同时，有空的时候稍微分出一点注意力，关心河北战场的进展。
刘备的工作重点也跟李素差不多，只是刘备还要多关心一件事儿，那便是迁都安置的进度，这涉及到朝廷体面。
把这几个事情搞定，章武四年基本上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就等来年春耕后，发动进一步统一战争。
战争国债的发售工作，是九月初就开始的，每年都是跟秋税的征收工作同步，这也很符合政府的工作习惯。
按理说去年已经卖过一次战争国债了，而且去年的认购额就达到一百二十亿钱。
政府还注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和钞引来稳定物价、允许之前的政府采购白条充抵债券认购款。防止政府聚敛过多的市面上的金钱，导致钱贵物贱。
有了那么成熟的工作经验，今年的战争国债发售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少。
但那么大规模的钱粮工作，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尤其是人心是会变的，市场信心也是瞬息万变，所以今年的主要调控重点，就在于如何确保市场信心，确保认购热情。
实际开卖之后过了半个多月，李素和刘巴也渐渐回味过来，发现了一些各州上报上来的问题。
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连去年认购工作主持得最好的益州布政使孙乾，都上报了市场信心动摇、认购份额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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